影视作品著作权归属是如何认定?

著作权法并未对“制片者”给出明确的定义,而参与影视作品创作的主体众多、署名情况多样、合同约定复杂、证明文件层出,那么是否存在相对一致的判断标准呢?


著作权法并未对“制片者”给出明确的定义,而参与影视作品创作的主体众多、署名情况多样、合同约定复杂、证明文件层出,那么是否存在相对一致的判断标准呢?


1、著作权人的认定以署名优先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7条规定:“当事人提供的涉及著作权的底稿、原件、合法出版物、著作权登记证书、认证机构出具的证明、取得权利的合同等,可以作为证据。在作品或者制品上署名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视为著作权、与著作权有关权益的权利人,但有相反证明的除外”。


因此,署名是判断影视作品著作权人的首要方法,关键在于各项证据间互不一致时是否有确定的裁判标准。


随着更多元的主体参与到影视作品的制作中,投资关系和权利约定变得复杂,参考《电影管理条例》、《国产电影片字幕管理规定》等规范当中对影视行业的约束,“出品单位”最接近我国著作权法意义上“制片者”,而摄制单位实际上是受出品单位委托,具体负责影视作品摄影、拍摄、剪辑的单位。《国产电影片字幕管理规定》还规定了投资额度达到影片总成本三分之一的可以署名为“联合摄制单位”,也可能是享有著作权的“制片者”


2、版权认证证明可以作为权属证据

影视作品版权认证主要用于判断境外作品的著作权人身份,是国际通行的依据之一,也为我国司法实践所认可,但是当认证证明与署名不一致时,并没有形成一致的裁判标准。北京高院《侵害著作权案件审理指南》第10.5条规定了境外机构的证明文件可以作为认定著作权归属的初步证据,但有相反证据的除外。


版权认证证明一般记载了作品版权的先后归属、流转过程,认证机构对证明的内容承担法律责任,因此除非互为相反证据,在没有确实依据的前提下,不应当直接否定其证明效力,但在二者完全不一致的情况下,片面以版权认证机构的证明为准而否认署名的观点亦不可取。


3、行政许可证不得单独作为依据

行政单位的许可证书中记载的主体多为满足行政许可需要,必须由符合资质的单位进行申报,“挂名单位”乃是行政管理之下的“权宜之计”,可能并无拍摄或出品之实。虽然立项之初的行政许可文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各方的合意,但其证明力有限。


北京高院《侵害著作权案件审理指南》第10.4条规定,制作许可证、拍摄许可证、发行许可证、公映许可证等行政机关颁发的证照,可以作为认定权属的参考,在无其他证据佐证的情况下,不宜单独作为认定权属的依据。


4、信息网络传播权流转应以合同约定为准

独占性信息网络传播权是参与制作各方的逐鹿之地,信息网络传播权的维权已然成为影视作品维权的主要战场。虽然在创作阶段即参与投资的网络公司,越来越多的要求直接在影视作品署名中标注独占性信息网络传播权归属,但在实际当中,信息网络传播权的约定会受到新媒体发行和权利流转的影响。作为继受取得的专有权利,署名无法全面反应合同约定的期限与范围,给日后的权利流转和维权中的权利认定造成隐患。


影视作品的创作处于急速转型期,更多元的资本介入到影视行业,这样的行业背景下,影视作品的著作权归属认定思路既需要兼顾创作模式和署名状况,也需要根据新的发展方向作出适应行业需求的调整。


然而现实生活中,影视作品的创作过程非常复杂,给著作权归属的认定带来一些难题。更多版权、著作权归属等问题建议先咨询专业律师,可以帮助您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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